韩星丨探寻长治久安之道
千百年来人们都在苦苦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所谓长治久安就是指国家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政权稳固，长时期地维持社会和谐安定。其本质内涵就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稳定的程度，是对社会全面繁荣和稳定的整体概括。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长治久安作为治国的最高目标，不断地进行探索。这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一家一姓的天下能够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以长久地维持其统治地位。
汉初的治道思想就是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刺激下产生的，汉人对长治久安的追求就显得分外热切。所谓“治道”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针对如何治理国家而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学说体系。
儒学在秦王朝遭受重大摧残，大批儒士逃隐各地，在民间保存力量，到了汉初政治环境宽松，走向复兴。儒学的复兴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刘邦出身卑微，粗鲁无学，对儒学没有什么好感。但经过郦食其、陆贾、叔孙通在政治实践中的努力，经过陆贾、贾谊与韩婴在理论上的继承综合，儒学不断地走向复兴。
陆贾、贾谊、韩婴三位汉初儒家代表人物，他们都与先秦儒家大不一样，都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别家的思想观点，在思想上都具有以儒为本，兼容道（黄老）、法的特点，反映出汉初思想整合的基本趋势。
陆贾经历了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两次政治变动，凭借其丰富的政治阅历，直接总结秦亡的教训，提出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他著《新语》12篇，发挥“行仁义，法先圣”的儒家政治主张，举出尧舜之治、周公之政等历史经验，说明一切先圣明王都是以仁义治天下而取得赫赫政绩，又举出吴王夫差、智伯、秦代的历史教训，声明完全依靠暴力必然导致灭亡，强调“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主张以仁义为本，主要通过教诲，辅之以赏罚，建立协和的社会阶层秩序，使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人们和谐相处。
陆贾站在儒家立场上，以儒为主，兼容法家，提出文武并用、德刑相济、以德为主的治道主张。他向刘邦解释为什么“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时，提出了效法商汤、周武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建议。在陆贾的思想中，德与刑不是同等的，他强调德不厌重，刑不厌轻，“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这显然有德主刑辅的意思。
贾谊，洛阳人，汉初政治家、思想家。少有才学，年仅十八就因为能诵诗书而闻名于郡中，其学以儒为宗，精通百家。他思想敏锐，意气风发，但在朝廷上陷于群小的嫉恨之中，渐受排斥，后贬为长沙王梁王太傅。郁郁不得志中抱恨早亡，年仅33岁。贾谊论著经后人整理，汇成《新书》10卷。其中《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乃千古名篇，影响极大。
他与先秦儒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思想上有意识地整合诸家，相同之处是针对现实，反思历史，着眼于解决所面临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与陆贾相似，贾谊也是从反思秦王朝速亡的教训来提出其以仁义守天下的政治主张的，他认为秦之速亡，就在于取得政权以后仍然以法治诈力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没有改弦更张。
贾谊从“民本”的角度论证以“仁义”治国的必要性。他对社会现实有深沉的感受，在批判和反思秦王朝“有为”之过的同时，也对现实抱着批判态度，批评“无为”的黄老政治，这说明他的思想比陆贾深化了一步。他认为秦之所以灭亡，主要的原因不仅在于苛政，而且在于“失礼”，即没有推行礼制。因此要采取的治国方针就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建立和推行礼制。贾谊还指出，当时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需要用积极有为的办法解决，如匈奴的侵扰，同姓诸王的跋扈，社会贫富的分化等，都需要采取“有为”的办法才能解决。
贾谊的治道思想是沿着荀子的思路，主张礼法并用，德主刑辅。在治国过程中礼与法各有功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二者结合，其政治便能像金石一样经久。
显然，在他的眼里，以礼为主，礼法并用，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这也正是他上《治安策》的目的。陆贾和贾谊注重现实，偏重政论，从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和汉初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入手，而韩婴则偏重于学术，主要是借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是《韩诗外传》。
《韩诗外传》由360条轶事、道德说教、伦理规范以及实际忠告等不同内容加以杂编而成，每条一般都以一句《诗经》引文作结论，来支持政事或论辩中的观点，其主要基调是道德教化。他的治道思想中也强调礼法结合、王霸兼用。
对于治理国家，他提出要吸取秦不讲礼义导致败亡的教训，强调礼义是治国的根本，而礼法结合才能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他把礼比作辔衔，把刑比作鞭策，认为治国就像御马一样，必须礼法结合，同时使用，不可偏废。
与先秦儒家不同的是，韩婴认为重法爱民的霸术也是王道仁政应有之义，他讲儒家的“仁道”时把仁分为四等：圣仁、智仁、德仁、磏仁，其中的“磏”(廉直)是法家特别强调的，他诠释“磏仁”云：“磏仁虽下，然圣人废者，匡民隐括，有在是中者也。”廉直者可以“弗顾弟兄，以法度之”，这种带有法家精神的廉直尽管有些偏离儒家，但在治国理民过程中对于为民伸张正义则是不可或缺的。
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儒者应实现政治的需要，以儒为宗，兼容道、法、墨、名，有目的地进行思想整合，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治道思想，不但为汉代走向强盛、建立大汉帝国提供了精神动力，而且也为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
原载于学习时报
首发于公众号中和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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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
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河北省儒学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名誉顾问等。
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 中庸读本》《孝经读本》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